有无，无有

　　湖南省平江县出了个奇怪现象，老百姓数十年如一日争讲钟伟将军，且乐此不疲。小小平江当年走出了５４位开国将军，成了闻名全国的将军之乡。在将星如云的平江，少将钟伟似乎并不算怎样显赫。然而，在平江的老百姓中，钟伟的名字却传得最为广泛，特别是在近年，钟伟将军竟成了民间口头文学反复传诵的人物。平江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我们今天应该呼唤钟伟精神，它是我们时代的需要，它对“三讲”教育、反腐倡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平江县三阳乡平源村，一个正在田间莳弄稻苗的老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钟伟将军呀，让我给你说上一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个６２岁的老汉说着说着跳到一个小凳上，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

　　在平江，男女老少都能讲出有关钟伟的几段传奇故事。讲钟伟，成了他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快事，而钟伟则成了平江口头文学中一个当红的传奇人物。

　　 钟伟将军的简历

　　故事往往从简历开始，而最规范的版本则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三集第２９３页——

　　钟伟（１９１５—１９８４年），湖南省平江县人。１９２９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０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淮海军区第四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仅仅看这样一段概括性文字，那钟伟就平淡无奇了。如果仅仅是这样一点文字，那么，平江的百姓就不会在数十年间津津乐道他们的钟伟。

　　听了老百姓的讲述，翻开党史军史逐一核查，竟大多吻合。史家的记忆和人民的记忆在这里达到了罕见的一致，这不能不令人称奇。

　　 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因为大骂林彪造假，屡建奇功的“小霸王”钟伟只授了个少将；因为大骂庐山会议，少将钟伟成了阶下囚

　　　　听说来了一个专门听钟伟将军故事的远方客人，钟伟长子钟来良的家就涌进了众多不请自来的故事家，他们操着浓重的湘东方言，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１９５５年，钟伟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不胜奇愕地看着肩上那两个牌牌。

　　他的侄儿钟革成讲，钟伟除了在不得已的场合外，一般不穿那身将军服，他认为“太丢人”，并且常常愤愤地说：“都是他娘的林彪。”

　　钟伟将军，人称“小霸王”、“好战分子”，一生曾屡建奇功。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５日，在黄克诚指挥下，率红十团警卫班夺取娄山关，为红军主力部队开辟了长征的道路；

　　１９３９年６月，在李先念指挥下，只身深入匪穴，成功改编了一支８９人的土匪武装，并迅速将其扩大为３０００多人的抗日力量，开辟了豫南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３年３月，率部血战七昼夜，全歼苏北日军主要据点守敌，威振苏北；

　　１９４６年２月，率部与敌军于秀水河子对垒开战，一夜之间敌八十三师灰飞烟灭；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率部全歼沈阳境内蒋经国亲手组建的美式机械化王牌部队二○七师，迫使城内守敌周福成签字投降，至此沈阳城宣告解放；

　　１９４９年７月，率部南下，势如破竹，１５天之内解放沙市、荆州、宜昌，共歼敌１５０００余人；１０月１０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大战白崇禧并全部歼灭之；

　　１９５０年秋，率部挺进广西剿匪，５０天过后，盘踞广西数十年的土匪一扫而光。

　　　　在累累奇功中，有几例特别辉煌的被他的老上级林彪相中了，于是，在解放后出版的一部书中，就被堂而皇之地记在了林彪的名下。钟伟读了以后，曾在公开场合破口大骂：“他娘的，那是老子打的，怎么就变成他的了呢。那次他是让我撤，我根本没理他。后来他是听了我的，派１师６师６纵来增援我，是我让他派的。”他说的是真话，在辽沈战役中，小霸王钟伟曾三次抗命三次指挥了林彪，靠山屯一仗是其中一次。可是这样的真话传到林彪那里以后，就传回了一个罪名，叫做“和首长争功”。钟伟不服，就又骂了一句“见他娘的鬼！”林彪这回没有什么反应，暗地里悄悄给他记了一笔账。１９５５年授衔的时候，小心眼的林彪就把这笔账结了，将钟伟肩上的星花拿掉了几颗。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８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肃清其在军队３０年来的 “流毒和影响”。林彪死党、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率先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一语既出，全场皆惊。吴法宪继续说道：“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林彪听了喜出望外，他做出十分气愤的样子说：“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会场死一样寂静，谁也没有想到谎言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出笼了。

　　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神经质地动了一下，紧挨着他坐着的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赖传珠知道他要发言，连忙小声劝道：“要说就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少将钟伟好像没有听见，他披挂上阵了。

　　“林总，你放屁！你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那次是在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联合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那个连长丢下阵地拉着几个战士逃跑，是我把他枪毙了。他罪有应得，如果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执行战场纪律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今天是有人别有用心，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高喊起来，“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既然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把我也算作其中一员吧。快快拉我去枪毙吧！”会场乱了套，人声鼎沸。在人们湿漉漉的目光中，矮个子钟伟突然变得高大魁梧器宇轩昂起来。

　　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奉命冲进会场，给钟伟戴上手铐架了出去。直到把他押到很远的地方，人们还能听到他的高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啊！他们才是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啊！”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钟伟事件”，那天钟伟最像一个军人最像一个将军。在平江，他的乡亲们评说道：“我们的钟伟是条铁打的硬汉。”（乡亲们讲的这些轶事，与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昆仑出版社出版的《国防部长沉浮录》中的记载毫无二致）。

　　钟革成说：“我叔叔性格刚烈像下山的猛虎一样，胆子大得吓人。他说他带的部队叫三猛部队，就是猛打猛冲猛追，见了敌人的部队冲过来，不到五十米不开枪。有时，遇见敌人，明知敌强我弱，明知要打败，可还是要打。他常说怕死的人最先死。他的这个特点我领教过一回。１９７４年，我送他回北京。在火车上，广播里正在说什么庐山会议的事，他听了大声地骂道什么他娘的庐山会议，就是整好人。我吓了一跳，周围的人都非常害怕地看着他。我就小声劝他不要说，他一拍桌子，大声叫道怕什么，就是要说，就是主席来了我也这么说。他这样一说，把别的旅客都吓跑了，生怕受到牵连，那是什么年月呀。”其时，他刚刚被周恩来从安徽解救出来。

　　 一身正气八面威风，面对淫威威武不屈，大闹安徽革委会，批斗中不但不下跪，反而劈手打了造反派两个耳光。南征北战的将军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下面的精彩故事是钟伟的外甥刘周之讲的。

　　１９５８年的“钟伟事件”过后，钟伟被发配到安徽做省农业厅副厅长。然而林彪却一直记着他，到了１９６６年，迫害进一步加剧。钟伟孤身一人在合肥迎战造反派，这时他的外甥刘周之从老家平江赶来，对他说：“舅舅，我给你当警卫。我是农民，我什么都不怕。”这样，他伴同钟伟参加了无数的批斗会。

　　有一次，在芜湖举行一大型批斗会。钟伟威风凛凛地站在台上，向四周看了看，朗声骂道：“他娘的，这地方当年是老子我打下来的，现在却要在这里示众。”造反派们听了，就令他下跪，他断然拒绝道：“我钟伟不给任何人下跪！”一个派出所所长说：“钟伟，你这老家伙，怎么他妈这样不老实？”将军听了，怒不可遏，劈手打了那个派出所所长两个耳光，大骂道：“娘卖×的，钟伟是你骂的？”派出所所长被他打得一愣，没敢还手。结果他被铐在一个屋子里，铐了整整一个晚上。不久，南京军区的造反派来安徽调查钟伟。说是钟伟曾在南京抢过一支枪，他们逼迫钟伟承认这一无中生有的罪行。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钟伟对来人说：“笑话，老子玩了一辈子枪会稀罕你们那把小破枪？我是不会拿枪来打自己人的，只有你们才干得出来这种事。”红卫兵见他还不低头，就把他装进麻袋扔进河里。当天晚上，安徽省革委会的办公室电话响了——“喂，我是钟伟，老子还活着，快来抓我呀。”红卫兵很快就包围了他的住地，钟伟拿起一条毛巾系在头上，大摇大摆地走出老朋友的小楼，红卫兵见了他这个“农民老汉”，就问他：“老大爷，看见反党分子钟伟了吗？”他往楼上一指，说：“就在上面。”说罢，消失在夜色里。

　　１９６８年１月，林彪、江青、康生在北京听了关于钟伟大闹安徽的情况后，就认定钟伟是安徽的黑头头。于是，指使戚本禹逮捕钟伟。２月的一天夜里，钟伟正在北京的家里休息，他那天的情绪很好，因为白天的时候，他找到了范汉杰，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研讨辽沈战役，谈得十分有趣。钟伟正在回味白天的谈话呢，门被砸开。领头的是他过去的一个部下，那家伙明知故问地说：“你是反党分子钟伟吗？”钟伟斜看了一眼，起身给那人一个嘴巴，骂道：“你娘的，连你的司令都不认识了？”然后，昂首而去。

　　这一次他被关押了７年。

　　 廉政将军的名声传遍平江。堂弟偷了一头牛，被他判了七年。对要求进城工作的儿子说“我看你就是个种田的汉子”。杨勇将军要安排他的两个孙子，他说：“我看他们都是种田的汉子”。临终遗嘱感人至深；将军痛恨腐败分子，曾言：给我一挺机枪，我把他们全突突了。

　　将军痛恨腐败分子，曾言：给我一挺机枪我把他们全突突了。

　　钟伟深受家乡人民爱戴，除了因为他能征善战刚直不阿外，还因为他是个廉政将军。

　　７０年代末，平江县委给钟伟一封信，信中说：“钟老，您的堂弟偷了一头牛，我们判他五年徒刑，如果您有意见的话，我们还可以改判。”钟伟操起电话给县委领导打了一个长途，他虎声虎气地说：“我当然有意见，请改判为七年，我看谁敢去说情。”将军逝世后，骨灰埋在老家的园子里，他的那个堂弟跪在他的墓前，嚎啕大哭——“哥，我对不起你，我给你抹了黑……”

　　长子钟来良８个月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老家。２０年后，１９４９年７月，他打到了长沙，特地派人去平江接来了儿子。父子俩没有说上几句话，有报告说敌人来了一个军，钟伟乐得跳了起来，说“正愁没有见面礼给儿子呢。”三天以后，他吃掉了国民党的那个军。兴冲冲回来对儿子说：“小子，爸送你一个军。”钟来良却噘着嘴说：“爸爸，我想在长沙谋个事。”　　钟伟一听愣了，他从内心里觉得欠这孩子的太多，可是他不能给孩子谋事。于是，他出口一句：“我看你呀，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回去吧。”钟来良从那时起种田，一直种到今天，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

　　钟伟十分喜欢他的孙女水霞，官复原职后就接她到北京读书。中学毕业的时候，孙女要回平江，他舍不得，水霞说：“爷爷，你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我就不走了。”他说：“要回去自己考，不要走后门，那是无耻的。我最恨腐败分子，如果给我一挺机枪，我把他们全突突了。”水霞走的那天，老将军把手帕蒙在脸上，眼泪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水霞回到平江后，考上了师范学校，来信告诉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回信祝贺——“好孩子，你打了大胜仗，爷爷要回去给你庆功。”

　　小孙子钟社生在黑龙江当兵，复员本来可以安排在哈尔滨。孩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信告诉了他，孰料，他竟给孙子所在部队领导写信，以命令的口吻说：“让他回家自己努力。”回到家的钟社生越想越生气，会同哥哥一起进京找爷爷要工作。钟伟虎着脸硬是不松口。钟伟的老搭档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得知后，就对他说：“你这两个孙子交给我吧，北京的工作让他们挑。”钟伟说：“老杨，你不要管，让他们自己成才。”接着，对两个孙子说：“我看你们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和你们的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

　　钟伟的遗嘱只有简简单单几行字，但却感人至深，乡亲们记得清清楚楚——“我死之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很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给以适当的照顾。同志们，就此永别了。”临终前和孩子们纵谈兵法，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廉政将军钟伟一生只给两个人安排了工作，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另一个是他家的保姆

（江江你能看到吗）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专访／当年刚踏上政坛的张  火 韦，爽朗中透出老成；现在告别了权力的张炜，机敏中洋溢朝气。他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张火 韦牢牢攥紧命运的繮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

提起张 火 韦，人们都知道他在1989年5月下旬“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的壮举：为抗议当局派兵镇压学生，宁可舍弃政坛锦绣前程，愤然递上辞呈──如果不是这样，51岁的张 火 韦很可能是今天向中国最高权力层攀登的第五代领跑者。

但是人们却不一定知道，在“六 四”枪声响过以后他被审查、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与他离了婚，不到五岁的独生子得了十分凶险的白血病。如果说这还不够，孩子在化疗过程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全身黄疸，医生警告：若不停止化疗，对孩子肝脏就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永久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
张炜，可算是倒霉到家了。

2006 年8月下旬，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 火 韦来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转型的研讨会，多维记者抽空对他进行了专访。离第一次在未名湖畔见到他，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说，当年的他，爽朗中透出老成，现在的他，则是机敏中洋溢朝气──虽然额顶已经童山濯濯。近三十年岁月，张 火 韦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他牢牢攥紧命运的繮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他在武汉一所中学任教、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正当提为□口区教育局中教科副科长时，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很快担任了北大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他不愿留校，到天津工作，“而立”之年前后，在这个直辖市的一连串领导岗位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跳跃：团市委书记，天津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天津外经委主任……直到“六四”事件他自己甩下头上的乌纱帽。

中国古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张 火 韦关上了仕途之门，推开了学术之窗。他毅然申请到美国留学，拿到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之后，又转到牛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应聘到剑桥大学任教。

在死神的夹击中突围

我首先对张问起他儿子：“他的病后来怎么样了？”

张回答：“完全好了！白血病治好了，肝炎也治好了。幸亏当初走了出国这一步棋！”

张1993年来到美国，最急迫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我为什么要出国？动这个念头，就是因为孩子陷入了绝境。”

儿子得的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煎熬了两年多，在一次输血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这是后来在美国才确诊的，在国内时，医生只判断出肝脏出了麻烦，但难以确诊是甲肝、乙肝、还是丙肝？不同医院的医生给过他这三种诊断结论，不敢肯定是丙肝，因为一说是“丙肝”，就牵涉输血的责任──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对输血的血液进行检测。

张铭感不已：“六 四”后虽然他还是“戴罪之身”，但天津市委前后两任主要负责人对他的儿子治病很关照，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两次通过天津经贸委主任转告张：若孩子需要在北京看病，有任何困难可以去找他；至于他原来的同学、同事、朋友更是不顾公安部门的威胁，帮助他四处为孩子求医……

两种病凶险夹击，直接严重威胁孩子的生命。一位姓赵的主治大夫将严酷的事实告诉这位心力交瘁的年轻父亲：，保肝与治疗白血病直接冲突，在中国，别无良策，为了保肝，必须停止针对白血病的化疗。白血病患者得了肝炎若还要继续化疗，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是死于肝脏。但是化疗并没有完成啊，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白血病继续发展？

张忧心如焚。他不甘心。1992年夏天在天津举行关于少儿血液病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北京的专家也来了不少，他又去请教他们。他们分析了孩子的病情后说，中国暂时还没有条件突破两种病的夹击，要在这种情况下挽救生命，只能去西方医学发达国家。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义无反顾。张行动起来，一面联系美国的医院，筹措对当时的他来说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治疗费用；一面向当局申请带孩子出国治病。美国那一头倒是很快落实了：在美国的北大同学帮助联系，将他和孩子的情况告诉了其教授，教授许诺可以从项目经费中解决一些孩子的医疗费用。而中国放行的这一头，他却处处碰壁。“天津没有人敢批准我。当时市里一个靠镇压学生提拔起来主管公安的负责人说：‘张想出国？门儿都没有！’我特别生气：这不是拿我儿子做人质吗？”

为孩子办护照也是一大摊麻烦事──儿子虽然没有离开过他一步，法律上却是判给前妻的，而前妻并未知会他和孩子，就已经出国，杳无音讯。为了得到她的签字认可，张不得不付出大海捞针的精力。

过五关、斩六将，张总算带着孩子跨出了国门。“到了英国才最后治好肝炎。不过医生做肝穿刺查出，因为长时间没得到适当治疗，已经局部有了纤维化。”现在，这个20岁的小伙子，正在英国一所大学念经济，“是他自己选的专业。”

光荣的落选者

我问张：“你这半辈子中，在北京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算是第一次重大选择吧？你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选择去天津呢？”

张炜说：“那会儿学校的领导，像韩天石书记、马石江副书记等，都希望我留在北大担任团委书记。但我考虑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团的工作，我在北大学经济这么多年，希望能发挥所学，抱着一腔热情想从基层干起。而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1980年我参加过人民代表的竞选──是我自己要参加的，党委当时实际上是不希望我参加。”

对，这是张人生中更早的一次重大自主选择，虽然有传言说，张是“官方推出的候选人”。王军涛后来为他澄清说：“其实，他是独立候选人，而且是不顾校方劝阻参选的。”

张对我回忆──

在我贴出竞选宣言的前一天晚上，北大党委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马石江，带着校团委书记王丽梅来找我。当时我的竞选班子所有人都在场。马副书记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王也是个很厚道的人，他们希望我不要参加竞选。马副书记说，你可以宣布你支持这场竞选，但你干嘛要参加竞选？你出来说什么？符合党委的口径吧，在当时气氛下得不到多少选票，对党组织的威信也是个损失；如果不按照宣传口径来说呢，肯定违反组织纪律，哗众取宠也不对嘛，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我理解党委当时压力也很大：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一派比较开明，理解学生的要求，像韩天石、马石江等人，本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长期从事青年工作。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时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后来才入党去了延安。他一辈子很坎坷，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毛泽东整肃下去，直到“文革” 后才重被起用。党委另外一派的意见是，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竞选，参加进去就更是错误。那天晚上我对他俩也袒露心扉：我觉得竞选路子是对的，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也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精神──这当然还是从比较正统的党员的角度来说的，我当时还是属于党内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吧；另外，从我自己来讲，还是很有志向、抱负的年轻人么，特别希望受到一次锻炼，碰到这样事关中国民主、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要放过？

我问了他们一句话──你可以看出我还是很正统的！──我问：你们来，是传达党委的正式的决定，还是你们个人对我的劝告？他们说，是党委一部分同志的看法。我说，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只要党委没有做决定禁止我参选，我仍然要站出来。他们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北大12月3日预选，从20多个竞选人里选出前三名作为候选人进入正式选举，胡平得2812票，王军涛得2400票，张得1723票，三人胜出。12月 11日正式选举，要从三名候选人中选出两名人民代表，结果胡平第一，3467票，王军涛第二，2964票，张炜第三，2052票。学生总数为5976人，必须要过半数2988人才能当选，只有胡平过了线，于是再选……

张落选了，但是他赢得了众多同学的信任，包括他的竞选对手王军涛的尊重。王军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我认为，张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王军涛还写道：八十年代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 1979年，张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借鉴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有权罢免学生会干部。

张这一批学生骨干，今天在各个领域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李克强，是中共中央委员、辽宁省委书记；汪康懋，是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教授、新加坡交易所总裁顾问；王军涛，是着名的“政治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周青，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百人计划”引进教授、博导；李少民，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业教授，一度还被中共指为“台湾间谍”……

当时北京和外地高校学生竞选人民代表一浪高一浪，而当局则手忙脚乱，十分被动，甚至发生不少冲突。最严重的，是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不满校党委钦定候选人，到省委请愿，省委书记毛致用避而不见，学生集体绝食并派代表到北京上访。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一方面三令五申压制学生竞选要求，另一方面向最高决策层夸大学生在竞选中的某些不满言论──九年后他们也是这么干，酿出惊世惨案。受其压力，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改革派领导人也表示了否定竞选的态度，胡耀邦甚至指责这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前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北大竞选也被上面盯上了，党内有人要求查处。风声日紧，张炜却不明哲保身，他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竭力解释和分辩，维护北大和竞选。他不满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场，担心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负责人听信他们的汇报，便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多到学生中了解实际情况。

“信是用普通邮件发走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指望听到什么回音，”多年以后张在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道，然而“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教育部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

张告诉我：“在竞选中我没有完全跟从学生情绪──这是我当时思想的局限，我后来认识到：王军涛、胡平在竞选中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当时我与王军涛接触比较多，一方面为他的献身精神和敏锐思想所折服，但也担心他的许多主张在党内完全不可能被接受。我采取的态度比较折中，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复杂性、艰巨性，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总之当时我还是寄希望共产党能够领导全面改革。我这样讲，大家感觉得我没有哗众取宠，不像有些人拿‘我不是党员’来拉选票。在竞选结束以后不久，我在北大党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北大党委委员，那是学生第一次这样成为党委委员。”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专访／但张也发现，虽然党内改革派一直在保护他，党内保守派却还是觉得他“大逆不道”、“出格”。“留校当团委书记我就得卷入意识形态，但我的性格是有话就讲，还是到基层去干点实事好。我去找校、系两级领导，希望让我到边疆去。韩天石书记说，你的愿望我很理解、很支持，但你这样一腔热血，处理事情又不讲究方法，你到了下面不一定能成功啊。”

天津市新来的年轻人

张坚持要走，爱护他的北大和经济系领导，向有关方面推荐这个人才。当时在任的天津市长早就知道他，听说这件事，就对马石江说，让张来我们天津吧，我们安排他去基层锻炼。

天津市领导本来确实打算安排他到工厂，但当时市里正开人代会，张就留在市政府机关参与起草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结束后，这位市长离开天津上调中央，接任市长就将张留在市政府研究室，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提拔为研究室负责人。

几个月后天津调整青年干部，张虽然不情不愿，还是被提拔到团市委当书记了──那正是王兆国、胡锦涛在团中央担任一二把手的年月。张当时有一个很长的发言，被人整理出来发表在《青年研究》杂志上。他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共青团是中共的助手，但不应该人云亦云，而要代表青年人的利益。他明确提出来不能当“马屁虫”：当“马屁虫”，没人跟你走，你怎么当“党的助手”？

但他感到自己的性格、思路与团中央未必在同一个轨道上。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他写到了自己亲历的一幕：

1983 年12月，张参加团中央的工作会议，快结束时，胡耀邦、胡启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团中央和各省市团委书记。正值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推行“清除精神污染”，不少地方党委要求团组织配合，“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团组织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所谓‘勾肩搭背’的行为，还有的省委要求团委带人到人家家里去查抄所谓‘黄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当耀邦等人要求我们汇报时，一部分胆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他几位胆大一些的团省委书记不客气地列举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现的怪现象。”

他那时对中央领导层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分歧，全然不知。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听完大家的汇报后，耀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过头了。”

“当耀邦谈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的时候，王兆国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王举例说，团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回话道，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耀邦虽然开明，毕竟不是顶头上司；顶头上司却是“人家穿什么衣服”还是要“管一管”的王兆国。张炜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不是一路人。

差点成了副省级

耐着性子当了十个月团市委书记，机会来了：天津要成立开发区。“我坚决要求回到经济战线中去。市委最后同意了，安排我当开发公司总经理兼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市政府秘书长兼任。他很快就离开了，我提拔为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

那是张最意气风发的岁月，用一句当时的套话来说，他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方面我所有的想法都敢说出来；第二，挑选到开发区的干部都是有文化也比较年轻、比较有开拓精神的──虽然比我年龄大──配合起来比较默契；第三，市委、市政府很支持，我有尚方宝剑。”张很有清醒的头脑：并不是个人有多大能耐，自己实际上是被推到那个位置上的,机遇很重要！

他在天津开发区锐意改革，敢于创新，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等领导人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和反映问题后，都表示过赞许。1988年，更好的机遇又落到他头上 ──中央经过考察提名，安排他当天津市副市长候选人。天津是中国的第三个直辖市，这个位置，是副省部级。而张当时才刚满33周岁。

没想到，在开人代会时，有的代表提出：张到天津“年头太短，还不到六年”，在这一级岗位上，全国也找不出这样年轻的。太快了吧？在差额选举中，竟将他给选掉了。

说到这一段时，张很冷静：“回头来看，将我选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凭什么就一定是我？有很多角度会看中别人：为天津的建设干了大半辈子；尊重知识……我的家世中没有任何特殊背景，也不能不说是因素之一。像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比我大一点，他就当上副省长，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人们同情他父亲的心理因素，同时也寄托着一定希望：有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说不定能给所主管的领域带来更多的资源。”

他跟别人开玩笑地说：我支持民主的信念你们该相信了吧，我自己两次参加民主选举都落选了，但我屡败屡战，不改初衷，支持竞选！

虽然没有选上，但天津市领导对他还是很支持，任命他为市经贸委主任，兼任市外事办主任，同时还兼市委的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当时天津市的编制与所有地方都不一样，作为改革的试点，说‘外事工作要服从经济工作’，就将所有外事工作都合并到这一块，外办、外贸对内一个摊子，对外两块牌子──因为市外办是属外交部领导。虽然我没有被选上，但是还是交给我来主管这一块。”

从体制内破门而出

这就到了1989年惊心动魄的春夏之交。

5月19日，张听到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他们宣布关于戒严的决定，内心的幻灭和悲愤之情难以言喻。苦苦思索之后，34岁的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外事办主任、市委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张 火 韦，写下了这样一份辞职声明：

“我抗议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群众，我不赞成李鹏的讲话，现在执行我的职务和忠于人民发生了矛盾，我只能选择后者，因此，我请求辞去我的职务。”

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怎么竟会到了这样不讲道义的地步？！他感到跟自己从小追求的理想完全是南辕北辙。而且，他判断这是对改革的全面清算，这个党走到了这一步，还能更新、还能改革、还能担负起无数次宣称自己被赋予的使命吗？他觉得无法对之抱一丝一毫的幻想。自己作为改革派一员，需要权力是要用来推进改革和民主，党已经抛弃改革和民主了，我还要这权力干嘛？

“……心里也不是没有一点这样的希望：我的行为，能激励共产党的干部更多一点正义感──现在看，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但即使没有这一条，前面几条也足够我辞职了。”

没过几天，更让他震惊的“六四”枪声大作，张驱车来到北京，找到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大学同窗吴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议。

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使张这个名字放射出人格魅力的光芒。

多维记者问：你那时是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比我们有更多内部信息来源，是否听到一些关于中共领导层里的分歧，例如，知道赵紫阳反对强硬对待学生运动，但意见被否决吗？

张回答：一点都不知道。学生抗议运动起来之后，我跟北京没有任何联络。辞职、写信完全是我激于义愤的自主的道义行为。“他们怀疑我背后有人指使，后来为这个追查了很长时间，但查去查来找不到凭据──根本就没有人指使我么。”

多维继续追问：你是怎么权衡的呢──留在体制内的岗位上，你自己的良知当然会受到很大折磨，但是为了能推进改革事业，是否就应该付出忍辱负重的代价？当时和现在肯定都有很多人会这么说：张炜要不辞职，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作出多少贡献！

张笑答：能作出这种贡献的人，不在于我一个人──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种权衡，我也不认为没有辞职的人都不好。但是我想，担当这种角色的人很多，不缺我张炜。但赶在那种关头敢于辞职，表明一种道义勇气，同时也可能给别人一种激励、一种提醒──能起这种作用的，就只能是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意味着更高层次的需求么？

张对那些为他可惜的朋友说：“这个世界上，比我官大的，绝大部分能力不如我，我看得太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达到我的位置，但他们的能力、见识比我强得多。还可惜什么呢！”“我不认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我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属于谁的。”

张剖析自己说：自己那时还是一个相当单纯的青年人，对于政治的复杂、肮脏、妥协与博弈，并没有太多认识，对于“政治”与“理想”也没有分得很清楚──以为“理想”就是“政治理想”，也不像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那么会算计……

多维问：你当时对后果怎么评估呢？在这么重要的历史关头声明辞职，这不就像捅了马蜂窝？

张回答：我当时最坏的估计是会抓我。我这个级别的干部，没有那个资格和能耐“分裂党”，所以给我的罪名只是“支持动乱”。当时有极少数身居高位的人恨不得把我往死里整，但是天津市主要负责人没有同意这样做。当有人提出来要把我抓起来时，天津市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点头──他甚至坚持对我不“撤职”，而是 “免职”：“撤职”是处分，“免职”则是我辞职、组织上批准的一种正常手续。这实际上是对我的保护。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张仍然被宣布“监视居住”达两年半之久。“警察日夜24小时在门口，我出外他们也都跟着。他们还趁我出门的时候，自己拿钥匙开了门来搜查。”打电话，不用说也是有第三只竖起来的耳朵的。

他介绍说，审查的重点是他与“动乱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查他辞职有没有“后台”“背景”──是否有中央改革派的负责人支持他辞职？中央这些人原来对张一直是比较欣赏的么。实际上清查者搞的还是顺藤摸瓜的把戏，想借张这件事来找到攻击所谓“后台”的炮弹。

张说：调我到天津去的那位负责人，实际上对我一直是严格要求的，他也非常正派，与我的关系非常单纯，远不像现在一些上下级那样庸俗。我从来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公事谈公事，没有公事就不见；不叫不到，不去主动找他，绝不会去找他谈个人的事，更不会送一分钱的礼。

张被免职后，当局令他到工厂去。“这其实是我的本意，我毕业之后就要求到基层去，但这个时候我不接受惩罚：我辞职了么，应该我自己来找工作！哈哈……这说明我还是有书生气。”

他要求回开发区去从事研究，当局不同意，僵在那儿了。“六四”之后被邓小平点将上调中央的那位前天津市委负责人，有次回天津来视察，张通过市委秘书长李建国（现任陕西省委书记）向他转达要去搞研究的愿望。这位负责人很痛快便答应了，还直接给天津社科院院长王辉打了个电话，王辉是张以前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时的老上级，马上打电话给张，要他将人事关系转过去。“天津要整我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纳闷：要张下工厂，他怎么还不去？一查，说我的人事关系转到天津社科院了！他们气坏了，去责问王辉。但是一听说这么个背景，只好不吭声了。不过，我实际上也没有去社科院上班──监视居住么。”

带孩子出国治病以后，一边为孩子求医，一边联系学校读书。很快，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录取了他。张决定，先到哈佛读公共管理的硕士，向牛津那边申请推迟一年入学。他解释说：“我的英文和数学基础比较差，年龄毕竟也大了些，我离开北大、远离学术那么多年么，我的托福成绩并不理想，只考了553分，听起课来还是很吃力。读这个专业的硕士，课程选择余地比较大，而且对数学的要求比正规的经济学专业稍低，可以作为一个过渡。”

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祖国

除了读书就是给孩子治病，苦读一年加一夏，张拿到了硕士学位。1995年，他带着孩子去英国牛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五年之后得到了学位，被剑桥大学聘用。张谦虚地说：“找工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机会，正好当时剑桥开放这个职位么，我运气比较好赶上了。”

但运气，只青睐那些准备好的人。王军涛曾经写过：在牛津大学，张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成员听到张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的镜头。“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这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博士，中美英三国最好大学的学位，张就是一个人物。”

我问：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让你回国发挥专业才能的机会相当渺茫，你坚持读经济有什么考虑吗？

张回答：“我本来就对经济感兴趣，本科读经济，毕业后搞经济，主要关注领域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从实际事务中得到的经验使我再回到学术殿堂来钻研经济相对容易，回不了国也可以搞研究。不让我为中国做事，就做研究、写书。”

张现在在剑桥对本科和研究生开两门课：“中国经济”和“经济转型理论”，还带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

2002 年，他在剑桥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介绍说：我从哈佛到牛津后，感觉英国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弱，一直想尽我的能力来促进一下。这个心愿得到关心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和另一位专研中国唐代政治、法律、官职的学者麦大维（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实际上他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这两位教授的支持成立起来了，莫里斯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张当主任

1996年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是剑桥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对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激励制度的研究，还因解决了最优税收制度问题而闻名于世。而麦大维（DavidMcMullen），是剑桥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们都经常应邀到中国去讲学、交流。

“是啊，他们英国学者可以经常去中国，但是我这个中国学者却不被允许回国。”张说起这一点，一脸无奈。

我吃惊不小：真的？你是留学出来的，为什么不让你回国？你尝试回去过吗？

张说：“尝试过啊，被赶出来了！那是2004年5月19日，北韩政府邀请剑桥大学派一个小型代表团去考察，我也参加了。英国到北韩必须到北京转机，而且基本上所有欧洲到北京的航班都是下午到，到北韩的飞机是上午起飞，所以我们必须在北京住一夜。我持合法中国护照么，所以我也就理直气壮地登上了飞机。但是到了北京，将我拦住了，让我飞回伦敦……”

他们给你出示什么理由呢？

“他们需要给我理由吗？”拦住他的人只是非常客气地请张理解，这是“上面的意思”。几个小时盘问后，他被两人“陪同”上了即将返航的飞机。面对满舱乘客惊讶的目光，张索性来了场即兴演说，对当局不让自己一个学者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国籍所在国过境停留一夜，表示质疑和抗议。他讲完后，机舱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让那两人尴尬不已。

对中国当局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早就了如指掌的张，分析说：不让我回国，有三重目的：第一是惩罚你的不驯服；第二是担心你搅合他；第三，你不是研究中国问题嘛，封杀你的空间。不让你回去，你研究什么？──其实我就是不回去，我的信息也比外国人知道的多多了，怎么封杀得了？

虽然当局不让自己回国，但张尽量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少受影响。中心请国内经济学者和官员前来英国剑桥进行交流，像厉以宁、茅于轼、周其仁……还有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都请来过，与英国同行对话交流。中心还组织关于中国的学术讨论，像去年就搞了一个国际讨论会，请来了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的学者。“我们希望研究中国的学者知道到哪里找到同行来切磋。现在，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知道找到我们这里来讨论问题了。”

多维问：“你们现在的经费从哪里筹措？”

“我出面募捐，到处找人化缘啊，企业，个人，机构……我都去找。我得到了一些英国很着名的企业家支持。”

张本人现在钻研的课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地区之间的差异”。都不仅指中国，也涵盖其它国家的增长动力和地区差异，“当然，我更多地还是关注中国。”

张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写下过这样一段思考：胡耀邦崇高的品德是他的“悲剧的根源”──他习惯于尊崇党性，而“所谓的党性，在大多数共产党员那里，其实只不过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当这个最高领导人误入歧途的时候，人民性和党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胡耀邦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冲突面前，他希望选择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党的强大官僚机器却要强迫他尊崇所谓的党性。他忠于人民，又不想与这个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决裂。”

张也曾经面临这种悲剧性冲突。但是，比起前一代，他与许多同时代的人已经走出了这一悲剧。

房志远：张在1991